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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敬宣
蜂场鹿场种马场，机房水房木工房，连队三百六十行，知青一来就“上岗”：第一次养鹿，第一次放蜂，第一次配种，第一次上机，第一次盖房……，由此冒出不少风险。小任赶上了牛车，一上大道就被颠到车辙里，仗着年青灵活，连滚带爬地从轮下脱险；小谢晋升为马倌，马却不服从领导，一声长嘶，直奔马圈，把骑士的胳膊摔断，我连夜陪着他去医院；小盛学开拖拉机，离合器松得太快，方向杆却拉得太慢，慌忙中差点酿成车毁人亡，幸亏有惊无险……。许多原来由二劳改“把持”的特殊技术领域，都被知青所“占领”。没有技术培训，“干中学，干就是学”，虽未闹出韭菜、麦苗不分的笑话，但一张白纸，也并非都能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拿鹿场来说吧，鹿茸的产量直线下降，鹿肉的“产量”却节节上升，一个寒冬过去，五十多头马鹿，居然减员十几头，五连知青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农场上层官员的礼盒中少了一品山珍。连里完不成预定生产指标，场部传下了指示：“少亏损就是嬴利”。面对蜂拥而来接受“再教育”的学生，缺乏教员的“学校”垫付了昂贵的学费，才换来了新割的鹿茸不再发霉生蛆，新盖的圈舍不再透风漏雨……。
我也是一来就“上岗”，没人教怎样当好连长，全凭感觉和良心办事。春播过后就是夏锄大忙：玉米地除草兼带着间苗，谷子地里的草，只得靠手薅。听说以前劳改释放人员干活时，管教干部在地头摆上白酒香烟，谁先干到头有奖，重赏之下出勇夫。可这一套“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怎能用在知青身上？于是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战天斗地炼红心”。无奈精神刺激并不总能战胜物质力量，有人耍滑，“花锄”遍野，补不胜补，防不胜防。更有甚者，笑指人民日报的大标题“强词夺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唯到挂锄时节，才是我们最痛快的时光，那时纳漠尔河边人声沸扬，女生喧笑洗衣欢，男儿逐波戏水忙，野餐溢香醉山林，朝辞暮归多成双。
八月金风，麦熟一晌，我们就得“早晨三点半，两头看不见（太阳），地里三顿饭，来回搞拉练”。北大荒之大，垄伸十余里，首尾难相望。开工到地头，每人抱十垄，一字形展开，好不威风。开始大家齐头并进，还好照应，不一会儿就有人遥遥领先，有人望垄兴叹，快的越快，慢的越慢。我只好四处游击，填平补齐。有几个比我们早来半年的齐齐哈尔小伙子，身强力壮，能吃能干，我从他们“连长不抱垄”的玩笑中，多多少少听出了讽刺揶喻的味道。大概看我这个大上海来的“小连长”，老跟在大拨人的最后面，帮掉了队的人割－－还大半是女生，似乎不出活，还要挑剔他们干活的质量，他们显然有点不买我的账。我还发现，有些割在前头的人，一开始抱10垄，可几百米下来，就变成9垄，8垄，7垄……，这些“甩手掌柜”两旁的伙计们可就窝囊了，成了我帮忙的对象。
要当好一个“长”，先得当好一个“兵”。第二天，我和大家公认割麦最快的李福比肩站好后说：“今天我也抱10垄，大家刀下都干净点儿，小心不要看错了垄”。整整一天，我始终在自己割出的“胡同”里疾行，叫调皮鬼们望着我的背影甩臂捶腰，这样一连几天下来，就没有人再在我面前油腔滑调了。
割麦的日子里，身上衣服一天湿几遍，不是天赐的免费“淋浴”，便是出力的大汗淋漓；割禾日当午，血滴禾下土，几乎人人都磨破过手上的血泡或被镰刀割破过手脚，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真可谓，尽知盘中餐，粒粒渗泪珠。
在一望无际的麦海中，人割得再快再猛，也就是沧海一粟，看着联合收割机一跑一大片，一圈就够我们几百号人“拉练”上一天的，真过瘾。可是这些庞然大物常常因为技术故障“趴窝”，误多大工！每见此景，心中总不免涌起这样的问号：为什么不组织技术力量，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机器的保养上？用小镰刀、甚或是大剡刀去拼大机器，这样“突出人的因素”，如此吃大苦，这般流大汗，是否“很有必要”？我们不应该怕吃苦，可人生不应该光是为了追求吃苦。现在看来明摆着的理儿，在那年头，并不容易讲得清楚。
更令人不解的是小麦大丰收之后，我们却吃“返销粮”。那一年，知青们吃了半年多发酸的棒子面发糕，吃倒了胃口，有人找我来抱怨，我真是有口难辩。原来是“军宣队”代表、新上任的场长好大喜功，虚报并多交了许多“余粮”，他的“三把火”把大家的白馒头烧成了黄发糕。麦收后，一台台大解放，拉着一包包新麦进国库，可冬天还没过完，知青食堂的粮食便告罄，眼见着同样的车队，又从国库拉回一包包返销粮，自然全部换成了陈年的老玉米。
麦收之后，紧接着就是抢割大豆。割大豆除了“腰功”之外，还得耐扎，成熟的豆角象针尖，扎得满手是小眼，皮肉肿起来象海绵。麦收时吃的是酷暑之苦，割大豆就得忍冰霜之寒，北疆冬天来得早，九月中旬便迎来第一场降雪，等到收完大豆，已是千里冰封了。
“冬闲”里，要把码在地里的麦垛拉回麦场脱粒。知青分成两组倒班，人息，机器不息。男生随爬犁下地运麦垛，女生则守在场院伺候脱粒。干白班时，淘气的章庆前，往铁叉子上吐吐沫，眼疾手快地直指被惊跑的老鼠，在那滴水成冰的天气，一沾一个准，可谓一绝。夜班与白班不同，个个“全副武装”：棉袄、棉裤、棉大衣、皮帽子，上海知青也学会了象东北知青那样，用小麻绳扎腰，而铁叉沾耗子的一幕便无人表演了。
直到接近春节，“秋收”才算告一段落。知青纷纷请探亲假回家过年。回不去的则在大炕上包饺子庆春节，一下子包出够从初一吃到十五的，不愁没地方放，屋外积雪下是天然的冰箱。屋内火炕烧得人浑身冒汗，兴起时，就只穿短裤背心，敲着脸盆大呼“今冬明春大变动”！穷开心中潜流着酸楚，任你有多么美丽的期盼，严冬之后，又得开始同样的一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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