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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敬宣
1969年初，上海中学生毕业分配中的“四个面向”政策，突然变成了没有例外的“一片红”，68级人人在册，都得下乡。高一（2）班的吴惠敏热情好客，常邀我们到他家边听唱片，边“海阔天空”一番。每当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响起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歌声撩拨起心中的惆怅：参军不够格，工厂没名额，家里不能呆，大学没处上，唯有“广阔天地”一间大课堂。校长金明刚在一次家长会上，特地把我爸爸介绍给与会家长，用意明确：学生干部应该带头。作为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大联合”后的第一任红卫兵团团长，我不能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我必须走，还得早走快走，作个榜样。
每个接收知青的地方，都来人作报告，慷慨激昂者有之，娓娓动听者有之。我的考虑和选择，虽不免带着那个年代中学生的浪漫和狂热，但亲历过山东农村老家的穷困，内心的标准却非常的“实际”。
安徽近而穷，不能作为首选；江西是去插队，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贵州山清水秀，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也不算十分理想；云南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浪漫而富有诗情画意，可容易迷失方向；内蒙古大草原，一望无际，扬鞭纵马任驰骋，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光有气派，报告人还说那儿湖泊多，湖里鱼儿多得“鱼挤鱼”。话虽诱人，却略嫌夸张，再说，鱼也不能当饭吃。
东北的黑龙江稍远了一点，但“好儿女志在四方”，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接收单位是国营农场，有“320大毛”（月工资32元）陪伴我踏上人生之路，虽前途不明，却也踏实了些许，至少马上就能减轻父母的负担。早就听人讲过：“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还有个迷人的“东方莫斯科”……。
主意一定，说走就走，报名不久便领到了一条灰毛毯、一顶狗皮帽和一套棉军装。穿着那件略显臃肿的黄棉袄，我们几十位“新五十四公社”的战友们在上海最有名的照相馆里合了影。“公社”的创始人之一，早我一届的燕飞，特意从上海郊区奉贤农场赶回，带着他家那当时极为稀罕的德国相机，为我们在老城隍庙豫园摄影留念。朋友们送的钢笔、笔记本、小相册装满了整整一个提包。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上海的高楼大厦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徐徐后退，渐渐化为一团模糊的灰点，列车载着我们向北疆疾驶，迎面扑来的是广袤而陌生的林海雪原，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章……。
汽笛连声长鸣，淹没了“扬鞭催马送粮忙”的悠扬曲调，窗外飞闪过一个小小的站台，我向外望去，心中一惊：“女儿河”！这个给我初次远行蒙上了阴影的小城。三年前的那天清晨，知青专列在此停靠小憩，不知是哪节车厢，谁家女儿，下车洗漱时被侧面而来的火车撞出几十米远，惨死在站台旁，离开上海不到三十小时，就怀着对人生的憧憬长眠它乡！这个突发事件使我好象一下子长大了几岁：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家庭和学校保护伞下的学生，征途上会有不测的风云。我作为当时第六车厢的“知青连长”，顿时少了一些潇洒，多了几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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