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村长和各位近来在热烈讨论毛泽东、反右、文革等话题，我非常感兴趣。下面是我去年写的一篇传记里的一个章节，算是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也许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对其多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

   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毛泽东发动党内整风，并要求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当时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到嘉定二中来做动员，号召大家热情投入“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上民主讲台，给党和党员提意见，并以此作为检验大家的政治热情的标志。

    梦龙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教研组长，又是团干部，理所当然地积极响应号召，满怀热情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对一些工作作风或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提出了尖锐批评。尤其对当时一位在生活作风方面很不检点的党员教导主任批评十分激烈。梦龙能诗能画，他批评这位党员的大字报诗画配合，特别惹人注意，自然引来许多师生观看、品评。他当时怎么也料不到，这么一不小心就“堕落”成了“右派”。

    鸣放阶段过去后，接下来就是整风了。大家都在想，在“鸣放”当中揭发出来的一些党员干部的问题，大概要整顿了吧？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整风”突然变成了“反右”，那个被揭出问题最多、群众意见最大的党员——教导主任，竟成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反右”大组组长！一顶顶“右派”的帽子，都经过他的手抛出去，提意见的人自然都成了挨整的对象，梦龙被划了“右派”，而且是“右派”中最高级别的——“极右分子”！

    当时党内最权威的逻辑是：大前提──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小前提──那位党员干部遭“敌人”的反对、攻击最激烈；所以，结论自然是──他是一位最革命最优秀的好干部！凡是批评过他的人当然都成了“敌人”，至少已滑到了“敌人”的边缘，轻则大字报点名，重则大会批判（美其名曰“辩论”），像钱梦龙这样“猖狂进攻”的人当然被划入了“敌人”的阵营，且其“猖狂”的程度又高于一般的“右派”，还能不是“极右”吗！多年后梦龙跟人说：我这个人除非不戴帽子，要戴就戴最高级的——右派，是“极右”；教师，是“特级”。这当然只是说说笑话而已，但这种两极的反差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当年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不少优秀人才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叹！　

    自从当了右派，梦龙就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了。凡是业务骨干或有个性、有才华、敢于直言的，差不多都当了“右派”，当时有的大学，文科学生有很多“右派”，甚至整个中文系无一幸免。有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几乎全军覆没。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时也难逃厄运。从整风反右开始，就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只剩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熟悉梦龙的人，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自己在反右的时候有什么委屈，于是颇有些不理解。梦龙说，我这个人，生来不爱发牢骚，即使划了右派，也从未为此事发过牢骚。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委屈，而是整个民族的委屈，重要的是记取教训，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幸好梦龙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什么的，就算是有历史问题了，这种人一旦划上右派，就要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等地去劳改了。梦龙虽然是“极右”，级别很高，但没有历史问题，所以对他的处理还是比较客气的：编制还保留在学校，人被下放到附近农村去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

    他去的是嘉定乡下朱桥公社一个叫汤家宅的小村子，住在队长家一个养羊的草棚里。那是个没有窗户的棚子，白天也要点油灯。一边是羊圈，一边是用竹篱隔出一小块地方，就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带了很多书去。伴着刺鼻的气味和“咩咩”的羊叫，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他特别喜欢下雨，下雨天不用出工，在灯光摇曳下一个人畅游书海，倒也饶有情趣。气味嘛，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了，正好证实了古人的一句名言：“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看来，随遇而安的梦龙还真有点喜欢这个简陋的草棚子，居然还给它起了个不俗的名字，叫做“黑适小居”。

    刚开始劳动是挑担子，第一次只挑了三四个小泥块，肩膀很快就被压红了，疼得不得了。他难过地想，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这日子怎么过呀？后来竟慢慢适应了，和农民一样，收割的时候挑稻挑麦子，百多斤一担挑起就走。农民的淳朴更不能不让梦龙深深感动。他们知道他是“坏人”——“地、富、反、坏、右”中的“右”，是来接受监督的，但是他们还是处处照顾他，挑担时总让他少挑点，稍微挑多一点就表扬他，使他真正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善良。当时农村很困难，人们总是吃不饱。有的农民偷偷炒些豆子来吃，常常不声不响也塞给梦龙一把。很多农民都说他好，亲切地叫他“梦龙”，他们说，梦龙啊，我们怎么看你都是个读书人，根本不像什么坏人！

    队长的母亲有肺病，大家吃饭在一起，梦龙很快就被传染了肺病。他不得不向县教育局打了报告，拿病历给他们看，于是被调出了农村，到一个叫“机关干部试验场”的地方，做了真正的园丁——管理桃园。于是他跟园艺师学习桃树的栽培、修剪、嫁接技术，后来又兼做了蘑菇棚的管理员。

    1960年的下半年，上级宣布他的帽子摘掉了，从此成为所谓的“摘帽右派”。1961年暑假，他得以重新回到嘉定二中，仍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重上讲台的梦龙，正是而立之年，又经过了三年多艰苦生活的磨练，比过去更为成熟、稳重，越发显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不管生活对他如何不公平，他的心里却总是装着学生，在课堂上更是有意识地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加上他教态亲切，写一手漂亮的板书，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教学效果很好，颇受学生的欢迎。尽管“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把他排除到了一切评先进的活动之外，但赏识他的教学能力的校长还是忍不住地在一次青年教师的聚会上号召全校的青年教师“向钱梦龙学习”（在后来的文革中，这个号召使这位校长吃足了苦头。）当时还有一件事也许值得一提：1965年，有十来位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到梦龙执教的班级实习，在实习之余顺便向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最崇拜怎样的老师？不少同学们的回答竟是：就像钱梦龙这样的老师！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大学生们立即从这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中嗅出了异味：学生竟然崇拜一个“摘帽右派”，这可是个接谁的班、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啊！于是立即召开班级党团员紧急会议，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并通过党团员在全班学生中“消毒”（消除钱梦龙的“流毒”）。这一件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在当时可是一个反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梦龙尽管身处逆境，但仍然一心扑在教学上，以他对学生的爱心和出色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尊敬。

    接下来，“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开始了，这一场使全国人民陷入深重灾难的浩劫，可以写出一部厚厚的历史教科书用来教育后代，但在梦龙的语文教学记事本上，却是一片空白。家里珍藏多年的书全被红卫兵抄了，他和学校里的许多老师都成了“牛鬼蛇神”。学校的老师也分成了三派：造反派、逍遥派、走资派。一部分“出身好、根子正”的老师和大多数学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矛头主要指向“走资派”即原来的领导，要专他们的政，要把他们“打倒在地，

    办报要刻蜡纸。梦龙用他那双曾为自己的学生们刻过无数篇优美文章和无数套练习题、试题的巧手，在每张蜡纸上，奉命刻下四千字的蝇头小楷，还配上了插图。学校的一位同事，觉得这些图文并茂的小报真是难得的艺术品，每一期都小心地收藏起来，文革后送给了梦龙。

    造反派警告梦龙：“你不过是‘废物利用’，不要翘尾巴！”

    注：钱梦龙，1931年生，上海市人。曾任上海市嘉定区实验中学校长，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现任上海市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本文摘自《溯流忽到无人处　一簇猩红灿若霞——钱梦龙的读书生活及教育生涯》之四。

2004年1月6日发表于西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