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屯子和我家同时从长春工业大学下放来的还有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栾维凯，女的叫吕哲。父亲告诉我那男的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副主任，党员。在那时我的眼里，这对夫妇的外观形象可以说是理想的了（别的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了）。刚下去的时候栾维凯也和我们一起干活。我发现他对农活并不生疏，他告诉我年轻时在乡下搞土改的时候干过一些农活。原来他是1948年林彪的四野解放东北时在黑龙江参加的革命。后来因为年轻，又有文化（国高毕业），干的也很出色，组织上就送他到东北人民大学（就是吉林大学的前身，现在这么说还是老校友）学习，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又被送到当时北京的人民大学进修三年，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现在从学习年头来看也应该是研究生毕业了。原本应是为年轻的政府培养的高级智囊人员，不知为什么当他毕业时北京已经没有适当的位置给这样的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赶点儿”。我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个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也和象我父母这样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一块儿了。后来知道原来他是有“言论”的，至于什么言论就不知道了。教政治的人还能没有言论吗，从他的身上让我更加证实了文革中人们普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教训也好）：千万不要和政治挂边，政治上一出事，就什么都完了。父母一辈人的这种想法也影响到我。所以那时对只要是和政治这两个字有关的东西，就有一种反感。我想那也是“怕”引起的。（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到了美国，发现在美国老百姓中，对政治这个词有好感的人也不多。以至于一说到“政治”这个词不知怎么的头脑里就同时出现“骗人，撒谎”这样的概念。）所以那时，就认定只有科学才真正是告诉人们真理的，是不会变的，要学就要学科学，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科学就行，就是不要沾政治的边。

    记得当时一听说栾维凯是学政治教政治的，对他的兴至已经没了一大半，对他的尊敬也大打折扣，尽管嘴上还是叫着栾老师。（可见那时我也够“势利”的）。后来混的越来越熟了，地位就完全平等了，不时还问他要一只烟抽并关照别告诉我爸妈，他倒是很讲信用，“栾老师”很快就成了“哥们儿”的代名词，只是这个哥们大了点，我还得问他的妻子叫阿姨。有一次聊的高兴，我问他，你学了那么多年的那个政治经济学到底讲什么东西，又不是科学，有什么用啊？我问他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瞧不起的意思，而是觉得象他这样的人学那玩意儿有点儿可惜了了。当时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端详着我沉思了一下。然后忽然很有兴致地说，这样吧，看看我这个教大学生的能不能给你这个小学生讲明白这门课，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我心里不服气，虽然一天中学没念过，但一直在自学代数几何物理呀，不管怎么说也是有用的东西，比他学的那玩意强多了）。接着他又轻轻叹了口气说，唉，都快荒废了。当时我却很兴奋，因为看上去他真的让我点到软肋了。而我也跃跃欲势等着和他那些可能要说的，世界上让人听了最乏味最无用的说教进行辩论。今儿个总算是可以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和这位倒霉老兄掰扯掰扯而不用担心被打成反革命了。（也许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兴奋，或也许那时正是学习的最好时光，这段往事如今是这么记忆犹新，他讲的那些东西也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

    谁知当孪维凯给我讲起来以后，却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是多么实实在在的科学啊。它从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基本社会活动――劳动开始，到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的原由，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分析的是那样的客观，深刻，那样的有说服力，以至我开始为它抱不平：为什么这么好的理论却被糟踏成人人害怕怨恨的东西呢？孪维凯始终没有回答我的这个问题。

    大约十年以后念研究生时，唯一的一门政治必修课－自然辩证法又一次加固了已经基本形成的世界观。

    又过了约十年吧，大概是1991 或92 年，有一次在公共教育频道（PBS，我喜欢看的一个频道）看到一个专题连播，介绍上个世纪初的四位伟人。用节目里的话讲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和思想给这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人介绍的这四位伟人是：达尔文，弗洛依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斯。

    要是中国的老百姓们也都能认识真正的马克斯那有多好啊。……

2004年1月20日发表于西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