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村里聊“美丽的哈瓦那“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教我这首歌的那位黄燕姐姐。

    黄燕家和我家是邻居，住一个楼只隔两个门栋，文革前我们两家从未有过什么来往（不但是和她们家，和别人家也没来往）。她的母亲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带着她和她的姐姐从上海来投靠了她的姨，住在她的姨家。她们家里除了她的姨夫以外其余都是女性。听说她的妈妈从前是一个资本家的太太，到了这边也不做什么工作。能看的出她们的生活还是满好的。黄燕是六六年应界高三毕业生而我是六六年的小学毕业生，大概差六岁。

    和黄燕认识是在文革爆发大约一年以后，那时我还算是多少懂了点事，虽然无学可上，但还是想自学点初中课程。刚开始时学代数不得要领，憋的没办法。我知道黄燕是邻居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一直想去问她。但那时既不好意思也不敢去敲她们家的门。有一次，碰巧看见她在楼台上站着休闲，我赶紧拿着课本恭恭敬敬地靠上前去。第一次叫她“黄燕姐姐”时我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将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没想到她很热情，给我讲的也很认真，让我茅塞顿开。黄燕对我的态度让我受宠若惊。以后我就经常去找她。但每次找她都是她从家里出来在楼台上给我讲题。我很喜欢看她给我讲题时文静的神态，尤其是喜欢听她那带有一点点南方口音的轻柔的声音。有时候为了让她多讲点什么，我想尽办法东问西问，拖延时间（反正那时她也是个逍遥派）。有一次我问她将来想做什么，她说以前想做个教师，但现在，她看看我摇摇头说，还没想好。我知道她看过我爹妈被揪斗的场景。渐渐地，我和她家里的人也慢慢熟悉了。终于有一天，在她家门口问她问题的时候，她妈妈让我们进到她们家里去说。我兴奋极了，还没见过上海人家里是什么样子呢！没等弯下腰去给我拿拖鞋的阿姨直起腰来，我已经甩掉自己的鞋子，纵身越过她，蹦到她们家里的一张大床的中央，四平八稳地落坐在那。我的这一举动让她们家人大吃一惊，然后是捧腹大笑。后来她们告诉莫名奇妙的我说，是因为还没见过男孩子的行为象猴子一样。我倒觉得她们是少见多怪。对她们家里布置的第一个印象是很雅致，还有一点淡淡的芳香味。在柜子旁挂着一只很大的乐器，黄燕告诉我那叫吉他。一见新鲜玩意心里就长草，避繁就简地问了几个问题后，我迫不及待地问黄燕会不会玩那个吉他。她告诉我玩不太好，但可以弹一个简单的曲子让我听一听。从那个大吉他里拨出的曲子和音色真是好听极了。我问她那是什么歌，她告诉我那是首外国歌曲。聊的高兴，她还让我看了她的那本“外国歌曲二百首”的小厚书。我问她都会唱吗，她说她会一些。我问她可不可以和她学两首，她告诉我说要小心。后来她教了我几首，其中就有这首“美丽的哈瓦那“。除此之外，黄燕还借给了我一些外国小说。其中令我难忘的一本是“牛虻”。

    那一段时光是文革中仅有的一段风平浪静的逍遥时光，但很快就过去了。父母被隔离审查，我们兄妹三人被从原来住的房子里赶了出来，我和黄燕的来往也就中断了。后来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能打仗的“野孩子头”，有几次在马路上遇见黄燕，因为有哥们们在身边，再加上自卑的心理，我就象不认识她一样，而她也好象没看见我一样，估计是有点怕。

    黄燕是在我之前下乡的。她走的那天好热闹。工学院的解放牌汽车停在大街上，敲锣打鼓。街道居委会要求年轻人都去看。和几个哥们站在远远的高处，我看见她兴高采烈地和她未来集体户的同学们说笑着，胸前戴的大红纸花把她白静的脸映的红红的。我也看见了她的妈妈在远远地擦着泪。那时自觉经过无数次打群架，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我心里想， 黄燕啊黄燕，难怪你妈掉眼泪，你这个会唱外国歌的资产阶级小姐下乡能打得过谁呀？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

    我再次见到黄燕的时候是一九七八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去给一位忘年交的“五七战友”拜年。乘二路无轨，上车后刚站稳，听到“同志请买票”的吆喝声。在递钱拿票的那一对视间，我忽然认出那位售票员就是黄燕！我不顾一切地挤过去和她打招呼。她见到我也非常高兴，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她我上大学了。她听到后在表示为我高兴的同时眼睛里流露出了一丝怅惘。她告诉我她才回城一年多，是照顾大龄青年回来的，因为没有什么门路所以是最后回来的。我们沉默了片刻，到了一站停车上下人。有一个人不给票（就是没买票），黄燕问他要票。那人不但不补票还大声骂了几句下流话。我听见了，只觉的血直往头上涌。要是在十年前，我会跳下车去和那小子动手。但那时刻，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那样做了。我正为黄燕感到难堪而不知说什么好，只见黄燕拉开车窗，探出半个身，用极尖历粗糙的骂人话回了过去，那语言组合和气势恐怕撒野泼妇也要退让三分。等她回过身，看见我盯着她愣神的样子，无所谓地苦笑说，没办法。我赶紧回话说，黄燕你可真锻炼出来了。我下车了，和黄燕挥手告别。还记得她从车窗口对我说，我就在这号车上，白班！

    看着蹒跚远去的车背影，我心底涌起一种遗憾……

2004年2月5日发表于西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