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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报到以后，我的大学并没有立刻开学。
校方有太多事要做：教室、宿舍、师资……，样样都得地落实再落实。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还有经费的大问题。那时不是市场经济，凡是要用钱的，都得打报告去要。不过这些不关我们这些学生的事，只知道开学要等校方通知。
报到那天，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同学。当时心里就偷着乐，怎么把世界上的老不死的们都弄到这里来上学了！那天遇到的没有一个不是满脸沧桑、心神凝重的主儿，全没有好容易上了大学的兴奋劲儿。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话说，默默地办完了手续就都自顾自地走了。
校方的通知一直拖到了三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已经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是算作可以带工资上学的那一类。于是这些天就悠哉游哉地过去了，白天在家把能找到的书都看了，晚上替我那来自锡盟草原老初二的知青夫人补课。
自从我认准要上大学并且真的考上了大学以后，夫人也象受了剌激似的做起了大学梦。文革后的第二次高考是在78年夏天，大概是和现在差不多的时间。不屑说，复习补课的任务当然是我的了。毕竟基础要差不少，这项工作真是挺难的。好在开始得早，再加上我这两个月的空闲，为夫人后来考上大学起了很大作用。
四月初的一个暖洋洋的早晨，我的大学终于开学了。
我的大学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四层教学楼和一座两层的食堂。教学楼是个曲尺型的建筑，一层都是老师的办公室；二层以上，曲尺的一边是教室，另一边是宿舍。
开学典礼是在兼作礼堂的食堂里开的，把饭桌摞在了旁边，把板凳一排排摆好，就是会场了。回想起来，除了还没有人敢放肆地点起旱烟袋，大概村里上工前派活差不多了。最可笑的是有几位大概是刚从乡下回来，还没缓过城乡差别的劲儿，一步跨上了凳子蹲了下来，惹得全场哄堂大笑，倒是把气氛缓和了，整个典礼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完了。
接下来是看了看教室，就去安排自己的宿舍。宿舍的条件说不能说好，都是好大的房间，摆满了双层床，每个房间十二个人。曲尺的这一侧是东西向，当然少不了冬凉夏暖。我的这间宿舍窗子朝东，将近中午房里已经有点暗了。
放好了行李，二十几个人就东倒西歪地坐下来瞎扯，反正经历都差不多，没几句话就都很熟识了：没有一个不是知青的！
于是乎递烟点火，一阵吞云吐雾之后开始了各自介绍原来的中学和上山下乡的经历。可笑的是有一多半的人都说自己计划上学后就戒烟，一碰上“老乡”们就全军覆没。那天，我是唯一掏出烟斗的，当然免不了众人哗然，好不快活。
十多年梦想的大学生涯，没想到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开始了。
说真的，对这所大学，所有的人都信心不足，因为它是多么的不伦不类。等到开学两周以后，才觉得我的大学竟有着意想不到的温情。
我的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校的学生都是老高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孩子他爹或者孩子他妈。不用说，对所有的同学，来这里都是为了圆此生最后一次大学梦，也都怀着差不多的心思：这或许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同样，调到这所学校的老师多半是流落到各中学的人材，多年来怀材不遇，大半生坎坷。对他们来说，更是在捕捉命运的转辙。
不用说，这么一群老师和学生凑在一起，对校方来说是又高兴又头痛。
令校方最高兴的是没有什么人混日子，学生毫无例外地刻苦，老师毫无例外地认真。仿佛大家都明白，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生中的关键时刻，至于这四年以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也没有人想说清，多半仍是要靠自己所作所为，也就难怪诚惶诚恐地敬业了。想想还有无数的同龄人没能上得了大学，尽管对招生有点耿耿于怀，相比这下我们还算是幸运者，也算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让校方头痛的无非是这些学生都是见过世面的家伙，个个狂放不。较起真来容不得眼睛里揉半点沙子，非得分出个是非曲直。一年后，这些人终于酿出了北京第一次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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