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时的同事里共有五个人打算参加高考，三个老三届和两个小三届。

    每天大家一上班就抓紧一切机会讨论报志愿的问题。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本来就不多，等招生简章发到手里的时候，也就有三、四天来考虑了。那几天和我讨论最多的是一位同龄同届的陕北老插女同事，出自北京最好的一所女校，或许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时地跑到我干活的车间来商量，其实原来我们并不来往。

    那年的志愿是允许报三个，我把简章翻得快背下来的，也找不到太合适的学校和专业。最后就一路从高到低下来填了三个数学专业，大家以为我是受了当时被炒得火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蛊惑呢。要说与这个一点都无关也不尽然，不过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乍暖还寒，“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仍然健在，数学比起其它学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用不着实验室，遇上文革也不怕什么，一枝笔一张纸足矣，陈景润不就是这么累死的么？不为学业有成，只为远离尘嚣，我就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定了。

    对此大惑不解的还是那位女同事，她认为既然要考就得考自己最喜爱的专业。为了这个分岐，我们两个人争论了好几天，直到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于是各走各的路，我还是坚持我的全部数学专业，她则第一志愿报考南大天文系——据说那是她自幼的爱好。

    当然争论之中都不乏理解和支持，毕竟前途渺茫，谁也说不清这次高考对梦想了十年的老家雀们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地认定，或许今生今世仅此一次最后的希望，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魇从始至终都压在我们心上，其份量可想而知。

    考前的准备没什么好说的，直到监考前一个星期，工厂才给报考的人放了假，要不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地在看书，根本就不要想考试了。至于如何准备也全凭悟性，别说复习提纲，就连当前的课本也没有。不管是不是岐视，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这几个老小三届的阴郁，也坚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

    77年12月，企盼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来了。那一天很晴，太阳亮亮的，可还是非常冷。不象现在的孩子高考那般隆重，我们这些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老家伙们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考场的，心里揣的是兴奋、孤独和压抑的混合物，有如自愿走向一条不归路。

    那年的高考题可以说是空前的简单。这也难怪，当年的在校毕业生所学的知识还是文革遗留下来的内容，题目按照那个水平来能出得出来本身就是奇迹了。对于老三届来说，只要原来的基础扎实，这些题目本来就不在话下，所以没有难度压力之后不免想出点坏主意。

    说起来那次高考我并没有拿到应有的成绩，除了政治从来就不是我的长项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出在作文上。

    那年的作文题目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当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一年多，气氛仍旧很凝固；尽管“四五”已经平反，也仍旧是敏感的话题。在那种形势下，作文题再明显不过是要求考生把文革后一年里的事情大大地歌颂一番。

    记得在考场上，做完了其它语法部分后，时间还很充裕。于是就仔细斟酌作文，越是细看越想嘲弄一番。从题目上分析，这“一年里”是个笼统的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从一年前开始，或者说是若干年前的某一年，当然也可以包括四五那个时期。如果这样写了，谁能说我跑题！

    为什么不呢？结果当然不难预料，吃亏的只有自己。就这么夹着尾缩着头，又心里不甘。这一踌蹰，竟然拖了十多分钟。最后实在不能再延误的时候，心里一横恶向胆边生，管它三七二十一，大不了再回去当工人么？于是按照心里早就拟好提纲，挥笔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

    监考的老师中有位老先生，一直在教室里遛达，看我在那里发呆就饶有兴趣地关注了起来。从疑惑到惊讶，从惊讶到惋惜，最后我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正好和他目光相对，不禁会心一笑。老先生微微叹息着轻轻摇了摇头走开了，直到考试结束再也没有到我的桌边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其间我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生离死别，至今记忆犹新，也至今不思悔改，大概算得上个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顽固分子了。

    后来回想起来，就算当时做了顺毛驴，多得了二三十分，也未必就能改写历史。那年录取中对老三届的岐视真够可以。

    等分数发下来，五个老小三届们又凑在了一起。两个小三届成绩不是很好，大概在录取线上晃。也难怪，他们在文革中毕业时只是小学的水平，能挣扎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三个老三届都考得不错，远在录取线上边，分数最高的是那位报考天文的女同事，估计她不会象我那样不老实。尽管这样，我们也没有什么惊喜，能不能被录取还是未知数呢。最多是能挺起胸脯走路，好象是在向全厂的人说，老子不是吹牛的。

    到了发录取通知的那几天，我们表面上不说，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搞搞小串联，通报一下自己的情况，再散播点流言蜚语。就这么捱了四、五天，终于明白了不幸的事，我们之中只有那位女同事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其实最不幸的就是这位女同事，因为录取她的不是钟爱的南大天文系，而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的南京林产工学院林业机械系，整个是风牛马不相及！气得她当即躲在车间角落里大哭一场，然后又请假跑了无数次招办。最后才打听明白了，原来是南大招收老三届额度极少，江苏又不愿放这份高分档案，于是就便宜了这所林业学院。那些日子，她整天都有些神经兮兮的，不时跑来和我们商量去还是不去。为了这个大学梦，二十八岁仍然独身，已经牺牲得太多了，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机会。那种举棋不定的折磨，真比我们这几个录取无望的还难受。

    直到录取结束的最后一天，这位女同事才不得不低头认命，打点行装去了南京，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数年后，听别人说她因工作出色被调到林业部当了什么长，详细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其他的人则又回到了初始状态，那年月希望和失望都太司空见惯了，人们早就学会了见怪不怪，于是在单位和周围更多的是得到鼓励和安慰。我们落榜的几个人反到很泰然，拿现在的比较新潮的话（这个我不大懂）来形容，大概应该说成“不就是玩玩么？！”

    招生录取结束了，我们的故事却远远没完。不然的话，又如何接着演绎出悲悲喜喜、是是非非的四年大学生涯？

    在自认无望后大约半个月，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头儿急急忙忙地拿着一封信满院子找我，一边走一边喊，不消片刻，至少半个厂的人都知道了这个重大新闻：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有点晕！那几页招生简章差不多被我翻烂了，从来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学校，再说明明写着招生对象是66、67届的，怎么找上了我这个68届的？

    我师傅比我急，让我赶紧把工作收了，洗手换衣，再找辆能用的车跑到学校问问不就行了。我说算了吧，换什么衣服呀，就这么去吧。师傅气得骂了我一顿：都什么时候了还没正经，就你这一身油耗子似的，甭说录取，门都不让你进。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赶紧听吩咐。

    汽车修理厂不缺汽车，可就这次没有别的车，只有一辆大概是列宁坐过老苏联吉普，怪模怪样的，还没有蓬子。拿着信按图索冀地找到了学校，竟然挂的是某某师范学校的牌子。学校里空荡荡的，只有传达室有位接待的老师，陆陆续续不时有大概跟我差不多的学生来问这问那。那位老师不大厌其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又一遍，很有一付体谅人的样子。

    也许是我们那辆汽车太引人注目了，后来上了学的时候，这位老师不时地拿我开玩笑，说我是唯一坐汽车来上学的学生！不过这次至少他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事情原由，原来是北京这次高考积攒了一大批老三届的考生，分数傲视群雄，都揣着同样的大学梦，更加上阅历五花八门，不乏恨世者，经历了上山下乡后更是没什么不敢说不敢做的。不管怎么说，这次招生对这些老家伙们也太不公平了，分数够上清华北大的都未必有最末流的大学上，不少人已经在愤愤不平，也有不少人去找招办理论，这么下去难免会弄出些什么节目。于是北京市教育局就临时成立了个师范学院分院，用这个师专的校舍，再把流落到所属中学里的高水平教师调过来，一所大学就这么诞生了。

    情况也就是这样，那位女同事的苦难经历这次轮到我了。填表报名？平心而论，这叫大学吗？至少在当时显得不伦不类，很难算得上正规军。放弃？今年招生尚且如此，鬼知道明年还有咱老三届的戏吗，没准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就这么翻来复去地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和那位女同事一样：屈服吧，也许是今生唯一的圆梦的机会了！

    要说教育局还是很有心计的，他们深知这批老鸟的功力，正好弥补十年文革给中学师资留下的真空。再说他们应允的条件，一是四年本科；二是算作师范学院本校毕业生，发正式文凭。对于这些老东西们，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诱惑力呢？至少对于我来说，即使上这所大学，也会逃离现在工作的集体小企业，从终日满身洗不干净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人五人六的干部，何况至少还有我钟情的数学系。认命吧！

    在我被这所大学录取后大约半个月，迫于压力北京又搞了一次扩大招生，无数个“分院”也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厂里剩下的三位考生也都被录取了，其中一位比我少了四五十分的小三届还进了清华。

    此时我真不知道是该爱这所大学还是恨这所大学，没人知道是它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救了我们，还是趁我们彷徨之际插在两次招生之间大捞一把。反正也没什么好变化的了，既然来了，就这么念吧。你不记得高玉宝想念书都念不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吃不饱饭，别不知足了。况且这么多年，该愤愤不平的已经愤愤不平够了，早就变得麻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就是为了这么个虚无缥缈了十年的大学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