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一所最好的男中里读高中。用当时校长的话说，你们都是上大学的材料，不幸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她灌输修正主义反动言论的证据之一。不过说真的，那所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没有不认为自己是天经地义地要上大学的，或许多数人还满脑子装着对未来造诣的幻想，直到有一天这些幻想被轰轰烈烈地赶走为止。

    在以后轰轰烈烈稍微冷却下来的两年里，这批曾经自认为天经地义的人不免会自问前途。那时同学之间偶或会漏出一句听说某大学准备复课之类的流言，只不过至少在表面上谁也没有很当回事，免得找点不必要的麻烦。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67年中，一位当时很走红现在也很走红的学生领袖，在院子里一本正经地宣布上边有精神要恢复大学招生。记得大家的表情是复杂的，不过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自己蒙自己的欣慰，哪怕明知道多半是黄粱梦。

    接下来十年自不必说，黄粱仍然是黄粱。在造就老三届的伟大运动中，尽管自己也不清楚学问还有什么用，却难舍弃飘渺如烟的大学梦。下乡去建设兵团的时候，一只木箱中仍有一半是书。在北国严冬漫漫的长夜里，也要不时趴在油灯下，或重读旧日课本，或重温旧日的作业。就算内心也是同样空旷，总比瞪着黑暗屋顶胡思乱想的空旷来得更实在一点儿。

    73年夏天，在无边无际的空旷中终于第一次有了考大学的消息。建设兵团下来通知，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要经过考试，由各连队推荐然后集中到团部考试。和我一起下乡的四位同班同学有两个被推荐，并且后来考试都在名列前茅。可惜我不在此列，因为家庭情况太一般了，算不上反动也算不上革命；另一位无缘同学的家父是国军著名的抗日将领，比我的情况更敏感，狼多肉少的时候我们就都被牺牲了。

    不过当时想，这也许是个好的开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在他们开始准备行装的那些日子里，分散在全团的同学终于找了个机会凑在了一起为他们送行。几个罐头、几瓶土酒，甚至都没有更多地议论大学的事，所有人的心里都在祈祷，他们就是希望。

    可这希望也没维持多久，没等两位幸运儿出发，报纸上就发表了白卷先生的大作。一下子世界又全翻过来了，对我们其余本来就没资格被推荐考试的人来说，无非也就是说一句：得了，又没指望了！而接下来戏剧性的变化，却使得那两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一位在全团考试成绩名列第二的同学被无端地刷了下来，后来才听说是因为再不用考试，他的名额就被某领导的什么人顶替了。那段日子里，他情绪低落得都让人怕出什么事，好在他自己调整得还快，不久又能自嘲自解地寻开心了。有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一年后他又因感冒转心肌炎，最终病退回了北京。但是高考恢复后，终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参加，始终难圆大学梦。好在让我们欣慰的是他毕竟不是自甘沉沦的那类人，如今已经是机器人领域的名人，尽管至今没有上过正统大学，也没有正规文凭。每当我遇到当今某些牛气哄哄的名牌绣花枕头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我想，以他现在的学识和名望，去要一大摞文凭或许不费吹灰之力，但那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位同学比较幸运，尽管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和后台，当年依然被清华录取，离开了生活几年的山村，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数年后，当我自己考进大学后，得知他一念之差，没有报考研究生，结果在物极必反的清华，工家兵学员出身倍受排挤，最后自己要求去了公司。前年在一个专家论证会上不期而遇，据称是清华某大公司的什么总工，一脸胡碴一头乱发，让人总有点不舒服。及至发言时，更验证了蜕变为今天天气哈哈哈那类的猜想。平心而论，他的智商或许远高于我，假如当初天意不是那样安排，今天他也许是某领域的精英，可是假设从何而来呢？

    也许有人会说，命运使然，留给我们是无奈。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们应该看到两种不同结果后面更深的内涵，那就是个人的努力和抗争。

    有朋友说，人生就象挽弓。松驰下来，会过得安逸平和，但难有作为。我知道，作为老三届的我，此生留给我的时日已经不多，我宁愿做把弓弦拉断的人。

    接下来的几年，眼看走大学这条路无望，我也想办法从兵团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一家汽车场当修理工。

    毕竟在家读书的条件比下乡要好百倍，不仅有电灯，下了班的时间都属于自己安排。家父是事业有成的历史学者，劫后余生的藏书还有几千本，也算难得了。尽管少年时代的古文基础也算不薄，可我认准了不沾文史，只因为看不得扭曲的废话。假如不是呵呵呵就是成哑巴，学问再深又有何用？

    还好汽车也是我的所爱，于是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汽车方面的书，大看特看起来。因为属于实用技术，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书。而能买到的基础理论书籍就多是不伦不类的东西，什么“一把大锉捅破微积分”之类的，只好去借别人以前的大学课本。其时借别人课本真难，总是被千叮宁万嘱咐不得损坏一定要还之类的话，搞得看书时都担心吊胆，生怕有闪失不好交待。

    其实在汽车方面我真的没什么造诣，只不过多了些理论性的东西，上大学改行后，就几乎丢得一干二净。这几年私车渐渐地多了，有车的亲朋好友又来吹捧，实际上多年不动，早就隔行如隔山了，不过思维逻辑还在，想一想多少还能判断得出故障所在。我告诉他们，修车分两种，一种是用手修一种是用脑子修。要说思维方法，还是得益于那些年的自修。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又混过了四年，最终等到了面临自我抉择的机会：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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