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在四月份下乡，还真有一段插曲。
我们小学入学是秋季，文革时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学校改成春季入学，所以进中学的时间就变成了春季。初中高中文革时缩短学制都改成了两年制，所以本来73年底就应该毕业。可毕业前不知为什么中学又要改回秋季入学的制度，我们毕业的时间也就跟着延迟到暑假。
对于学校和市里延迟我们毕业时间的决定，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想的，我当时心里很高兴。高兴的原因是潜意识里还是想上大学。读中学时有段时间是被后来成为“复辟回潮”，还风传过一阵子从高中生里直接招收大学生的小道消息，虽然后来被张铁生的白卷给搅黄了，却多少在心中留下了一点儿微弱的希望。若是能多在学校里呆上半年，谁又知道政治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抱着这样的幻想迎来了最后这个附加学期开学的时间。谁知上了没几天的课，就又出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发现教室里乱哄哄的，老师也不在。我们班的班长拿给我一份请愿书要我签名，我忘了她说的理由了，只记得她告诉我她和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长（也在我们班）一起，准备发起了一个向市委请愿，要求提前下乡的运动，说是让我们在学校再延长一个学期是资产阶级复辟的苗头。这份请愿书让我心里凉了半截，当时我很想对她说一句“多在学校里学点知识，下乡后就可以更好的建设新农村”。但毕竟显得有些不合适宜，有些螳臂挡车的味道，就没敢说出来。尽管我满心的遗憾和不情愿，还是在那张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提前到农村去，显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签完名后，发起者和几个同学就拿着到市委请愿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请愿的功劳，很快，市委的通知就下来了。通知表扬了请愿发起人的反潮流革命精神，并决定我们这一届的高中生提前下乡，时间就定在4与10日这一天。
除了想去上大学这一点而私心外，那时我对上山下乡并没有任何的怀疑，对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在我生长的那个小城市里，能听到和能看到的只有官方的报纸和宣传，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我曾几何时怀疑过任何东西？另一方面，下乡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对我这个只有16岁，浑身充满了活力的女孩子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所以，我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种结果，也很积极的准备到农村去。其实按当时的政策，每家允许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我是家里的老大，可以要求不下乡留在城里。当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留在城里当待业青年？说起来多丢脸啊！再说，我还真的希望能从农村被推荐去上大学呢。
一年后，那个带头要求提前下乡的请愿发起人之一就离开了农村回城当合同工去了。据传说，请愿之前他们就从在市委工作的父母那里知道了这个招工的内部消息，还传说过了这个机会招工就会冻结，所以他们才急着想赶快下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很平静，也没心思去印证这个传说的真假。我那时正深深地沉浸在如何改变西里青年队的落后面貌的梦想之中，根本无暇为其他事情分心。
在农村的几年里，我当过棉花技术员、青年队的保管、队里的拖拉机手兼车长，喂过猪、种过地，也兴致勃勃的搞过科学实验。虽然样样事情都没干好，但的确样样事情都很努力，样样事情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想，我一直是一个好知青。只是每每想到这辈子有可能再也不能进大学的校门，心里总觉得有些失落。
虽然希望很渺茫，我还是一直没断了上大学的念头。
公社派来的老农老张第一次到我们青年队时，挨个和知青握手，轮到我时老张停顿了一下，而后对我说：“西里，你应该去上大学。”我听了心里一颤。我知道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非常粗糙。然而76年我被西里青年队作为上大学的人选推荐到公社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76年是开后门上大学最盛行的一年，那年走的工农兵学员十之八九都是靠关系，真正被推荐的只是个别的点缀，那些点缀自然轮不到我这个普通教师的女儿。虽然我年年都是县里或地区的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又如何？虽然我能顺利通过所有的考试，又如何？木楼公社那一年上大学的指标还是被县里和公社领导的亲友占用了。当带队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并没有任何意外的愤怒，心里早已经麻木了，七六年时这种不公平比比皆是，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把握自己的未来。甚至我对带队干部和老农来年再推荐的许愿也没抱任何希望。那时我并不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每个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我在农村当了4年知青，但最后一年并不在西里村。
从75年底开始，一起下乡的同学就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去了。留下的都是没资格当兵、又没有门路进工厂的。父母也开始为我着急，到处托人找关系，希望能让我实现自己的愿望到大学里去读书。努力的结果，发现母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在焦作郊区一个公社里当管文教的副书记；父亲的一个学生家长，在同一个公社的下属青年队当农民队长；父母一个同事的丈夫在市教育局工作，在招生问题上可以和有关人员说上话。这张关系网今天看来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话，但那时却是我们能抓住的唯一的稻草。为了这根稻草我必须先把关系从西里村转到这个公社的青年队。对离开西里村到其他地方插队，我在情感上一直接受不了，我很舍不得我的朋友们和已经熟悉的环境，所以一直不肯走。然而我仍然没有选择！拖了几个月，到了76年底，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也离开了那里，我才下决心办了转队的关系，在77年的春天离开了西里。
转队只是第一步，这张微弱的关系网还有许多空洞需要弥补。父亲原本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为此一辈子受了不少罪。可是为了我的出路，却不得不放下自尊，一次又一次地托人求情找关系。看着父母一次又一次地请客，一次又一次给来人陪着笑脸，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痛着。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百姓实在太渺小了，渺小得就像一个不起眼的肥皂泡，随便一个稍微有点权力的人轻轻的一指头，都有可能把我们的希望砸的粉碎。我不愿意看着父母受那样的煎熬，可是我又不甘心一辈子都在乡间的小路上往返。那段时间我真的非常苦恼、非常彷徨、非常迷茫……
万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万幸的是那一年是77年，是1977年啊！历史总算没有太亏待我们，在我的锐气、热情还没有消磨殆尽的时候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片飞翔的天空。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看着父母脸上发自内心的欣慰、骄傲和喜悦时，不禁满脸泪水。我终于能上大学了！在那一刻，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突然明白了公平的选择机会对许许多多像我们一样寻常百姓的意义……
不管历史是否应该记住这一年，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日子都会永远定格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1998年的秋天，当我离开西里20年后又一次踏上那块土地时，最深的感受就是知青就像风一样，早已被吹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几处断壁残垣还在向人们提醒着什么之外，一切都像泡沫那样永远消失了。我又一次感到了无奈和茫然。这片土地上曾经留下过我们美丽的青春年华，可是谁又能说得清楚，我们究竟播种了什么？又究竟收获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