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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时间能捋平一切。可是，每到高考时节， 每当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入校之时，特别是近来在这里看到大家或术有专攻，或多才多艺，或事业有成，或英姿焕发……的时候，萦绕着“我的大学”的那些前尘旧事却一幕幕清晰地在脑海里展开，那内心深处醇厚的情感就再也无法遏制了。
1963年，当我进入“天门中学”后，还来不及去仔细体味那熟习而又新鲜的环境给人带来的兴奋，一张贴在班主任宿舍门上的便笺（上面写着他上学年所带毕业班学生考上各大学的名单），轻易就将我的注意力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老师曾有意无意地指着它对我说：“读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到了这里，就要上一所好大学……”。那时并不知道大学究竟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从那一刻起，大学，就成了我一个清晰的目标，一个并不算远大却是那么令人神往的理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用踏实的步子，向这个目标靠得越来越近，把这个理想描绘得更加色彩斑斓。
1966年，这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把我的理想变成了一枕黄梁。
记得那年的高考定于7月1日开始（那时的日期并不象以后固定在7——9号），我们的志愿表早已填好，档案也已集中上交。只差半个月了，只有一步之遥了，学习的事早已让位于身体而排到了第二位，好多同学都在想办法保证每天吃上一个鸡蛋。
6月15日夜晚的一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师生员工动员大会，把人的心从胸膛提到了喉咙口，再也吞不回去了。
不久，工作组更宣布：“高考推迟半年！”
啊！“真的会这样吗？”“难道会这样吗？！”……
无数个问号，无数个惊叹号，打在大家的脑海里，刻在大家的脸上。 历史总是那样的无情。无论你有多么的不愿意，无论你有多少人不愿意，你总不能挡得住它隆隆滚动的车轮。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被卷进了这汹涌的大潮，又被这大潮裹胁到农村，抛到了工厂。这期间，虽然有时也会把旧课本拿出来翻翻，那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嘲笑。我的大学梦越来越苦涩，我的理想越来越渺茫。
这个噩梦，一做就是十一年。
1977年10月20日，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电台播出了“恢复高考”的动人消息；我的小女儿也不适时宜地、“顽强地”（此话另有交代）来到了人间。
生活是艰难的。但惟其艰难，才有了对美好的向往，才有了对美好的更迫切的追求。我和妻子又开始编织起大学梦来。
生活的责任让我们二人中必须且只能有一个人有机会去圆这个梦。这个重任当然就历史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要代表我自己，还有我的妻子，去圆我们共同的梦。那时，对妻子是感激亦或是内疚，已顾不上细想。探亲假、轮休假一过，不等女儿满月，我就“挥泪逐前侣，含凄动征轮”，依依不舍却又急不可耐地返厂了。
谁知厂里的情形与我的想象绝然相反。我们同车间的知青中，高66届的有两个，高67届的有5个，初66届的有8个，竟没有一人说起要报考的事，简直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
也许是怕领导说自己不安心本职工作，都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愿望吧？我也只好跟着沉默了几天。
最终我还是沉不住气了：我抛妻别女为的什么？对于我等最底层的人（别看那时有句口号叫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却不在此列，而是该阶级的教育对象），还能失去什么？大不了还受这窝囊气！于是我开始串联大家，并逐步由地下转到地上，大约就隐隐约约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
在不安、焦急和期盼中，又过了几天。那天下午，车间书记在谈过一些什么后，话题逐渐转到高考上来。也许是受我们热烈情绪的影响，也许是看到了我们平时难得一露的真诚的笑容，那书记竟出乎意料地，象喊口号一样地对我们说：“站出来，让华主席挑选吧！”接着，他又让人难以置信地对班长讲：“从明天起，直到考试，让他们只上半天班，抓紧时间复习。”
这不啻是“旱天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我们焦虑的心。尽管离考期只有半个月，尽管还有报名等许多辅助工作要做，那都不在话下了——只要能考！
我没有象别人那样去找什么复习提纲、考试辅导之类，因为我清楚：数理化共有课本12册（代数3个分册、立体几何、平面三角、平面解析几何、物理3册、化学3册），每天至少要“翻”完一册；政治，则安排在看数理化看得头晕脑胀时到阅报栏去放松放松；语文那是对不起，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复习。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我晚上把台灯放进被窝里看书。有一次，大概是因为太困，迷迷糊糊中被倒下的灯泡烫了一下，至今手臂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疤。
十几个“半日半夜”在紧张和重复中过去了，怀着一种莫名的激动，我走进了被挡住11年又6个月的考场。
当“初选合格”的通知发到厂里时，我刚刚请假回家探望卧病在床的父亲，而且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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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校园里 |
我拿着厂里发来的电报，愁、喜交集：多年的梦就要变成现实了，可在这个时候能忍心离开吗？面对眼前的情形，面对病中的父亲，尚未成年的弟妹，我犹豫了，差点就要退却了。这时，父亲说了他一生对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动情的话：“去吧，三年灾害时坚持让你读书，就是想你上大学，谁知倒害得你下了乡，现在你考上了，也算了了我的一块心病。”
父亲啊，我只知你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来是一脸的严峻，却不知你的心竟是如此的细腻，如此的慈祥！
我还能说什么！“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我把困难留给了病中的父亲，留给了母亲，留给了年仅15岁正上高中的弟弟，投奔“前程”而去。
体检、政审，1978年的春天，我终于走进了我时常梦想却又早已不敢奢望的大学校门。这年，我31岁，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刚好是我的一半。从那时起，“老熊”就代替了我的真名。
对于大学生活，我曾这样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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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 |
……
那是怎样争分夺秒的四年啊｜那时｜忘掉了年龄｜忘掉了“身份”｜只知道把知识拼命地吸吮｜口号是：夺回失去的青春｜……｜毕业来临｜大家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憧憬着二十一世纪的美好前景。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尾了，可是，“我的大学”还没完。
我用全身心的激情投入到毕业后的工作中，巴不得一下子就把所学的知识消化在那块绘图板上，切切实实地领略了“一口吃一个胖子”的“猴急”滋味。然而，几年之后，家庭的一个重大变故，把我的激情浇熄了，我不得不面对事业和家业的选择。权衡利弊，我做出了有违自己初衷，有愧于“77级”，对不住十一年等待、半辈子梦想的行动——调回老家，进入了后来才知道的，我绝不该去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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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广州实习 |
几年前，当我再也拗不过“工作的好坏比不上关系的好坏”的现实后，断然写下辞职申请，远离了这个“让我心烦让我忧”的地方，第一次让我有时间和心思回顾一下走过的路。
的确，有形的大学我已毕业；但在生活、社会这所无形的大学里，我却无法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前者是“一”次机会，我碰巧抓住了；而后者，有若干次机会，有若干次选择，我却没能把握住。
尽管我曾放弃。我曾迫不得已地在那些荒唐的事务中，消耗着智慧，消耗着生命。但我的那一点点自尊，一点点傲气，那始终支撑着我的“老三届”情怀，又让我无法说服自己融入李伯元笔下的那个“现形”的场所。这也是命运，我无法评判成与败，对或错。
我的大学啊，对于我，有过激情，也带来更多的遗憾。难怪以苏老夫子之豪放，也要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了。（完稿于 06/20/2003）
附录前些时在网上试和别人的杂感《同韵四首》，以述心境：
（一）从来辛勤几曾歇，依然心债万千叠。翘首遥望故乡路，忍脱长衫套征靴。
（二）廿载驰驱未敢歇，世事迷茫网千叠。前头有路不是路，率性纳简挂征靴。
（三）骤雨初歇心难歇，回首往事恨悔叠。折腰五斗坎坷路，竟由一双破芒靴。
（四）大江东去何曾歇，前仆后继浪千叠。来生若上青云路，不叫宵小着官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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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