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我把家里的水缸挑满水（这一直是我在家里的分工），然后就背起了背包。父亲把我的箱子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和我一道把行装推到了欢送知青的会场。那一天上午市里东方红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我们下乡的大卡车上都挂着大红花和写着大标语的红色条幅。气氛算不上很热烈，也几乎没什么悲壮的味道。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多年，有去的、有回来的，大多数人都有些麻木了。既没觉得上山下乡很光荣，也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凄凉。另外，我们这批下乡的毕业生大多在附近的郊县，两三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回家，也就没有了当年到边疆去的知青和家长之间生离死别的悲怅。然而，毕竟是要离开家独立生活，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我的心里还是很有些好奇和兴奋，那时候真的很年轻。

    我要下乡的地方是沁阳县木楼公社西里青年队。去西里青年队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年我们学校毕业生定点下乡的地方是木楼公社，那里共有5个青年队可以接纳知青。学校还比较民主，让我们自由组合然后自己报上想去的地方。下乡之前我和班里几个准备下在一起的同学专门到木楼公社考察，结果一到西里，马上就被院子里的拖拉机和整整齐齐的大院吸引住了，二话没说回去就在志愿书上填了西里。在我的坚持下，其他几个同学也就只好跟着都报了同一个地方。

    找到了去西里青年队的车子，父亲把箱子放到车斗里后就离开了。我就在汽车旁边和要分别的同学聊天。和谁聊天，聊了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但记得那天和一个叫AJ的男生聊了一阵子。AJ是我在二中读书时的同学，班里的文艺委员，拉一手娴熟的小提琴。记得他也不是因为有什么进一步的故事，只是因为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原来在一种读书，因为政治原因转到了二中，而AJ在临毕业的前夕却因为同样的原因从而中转到了一中，成了我以前同学的同学，所以两个中学的同学我们俩都认识，芦花他们可能也还记得他；二是因为AJ曾经问我借过书看，我向他大力推荐了《古丽雅的道路》，下乡那天临出发前还谈到了这本书，记得他对我说：“西里，你和古丽雅还真有点儿像”，可能主要是这句话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就一直记在心上；三是下乡三年后我曾收到过AJ从部队寄来的一封信，问我要一个女同学的地址，而后他和这个女生有了一段感情上的纠葛；四是因为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在大学里又收到了他寄自战场的信，信中描述了战斗的惨烈和悲壮。

    只顾着和同学聊天，真没注意台上的市领导和毕业生代表们都讲了些什么。只听一声出发，我们纷纷跳上了卡车，车子载着我们朝着沁阳和西里村的方向驶去。车上所有下乡的同学都有父亲或者母亲陪伴着，只有我一个独自一人背着背包带着行李。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不过车开起来后风很大，正面迎着风时脸上刮得生疼，不少人都把身子转过了朝后。车子走在路上时不知道谁提议唱歌，后来大家就唱了一路的歌。

农田干活归来

    沁阳县离焦作市80华里，西里村离县城8华里，汽车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的时候，队里原来的老知青纷纷跑了出来，有的端洗脸水，有的帮着我们把行李搬到给我们准备好的宿舍里。女生当时是集体住在一个20多个床位的大宿舍里，一人一张床，20张床分成两排连成一片。帮我搬行李的是一个叫万琴的女知青，她那时已经有了差不多五年的队龄了。万琴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几岁了，我有点儿奇怪，就告诉她已经16岁多了。万琴拍了拍我说：“怪不得那么高的个子却长了个娃娃脸。”

    大家安顿好以后带队干部和老农给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介绍了队里一些情况，然后就让我们自由活动去了。我和几个同伴同学迫不及待的就到地里去转了一圈，看了那一大片被称为“二百亩良田”的土地。晚上，就坐在那个大通铺自己的床位上写日记。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走进了西里，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走进了我们的知青岁月，也就这样简简单单开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知青”这两个字，会在后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